国外小额信贷利率的定价

　　关于小额信贷的利率问题，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课题。各国政府也都十分关心农民贷款，特别是扶贫贷款的问题。国外的经验证明，低息贷款往往是到了有权有势的人的手中。人们认为低息贷款是国家的钱，还款率非常低。而且低息贷款需要国家财政的补助，规模十分有限。

　　随着传统农村金融政策的普遍失败和小额信贷创新发展，人们对高利率的负面观感正在不断改善。到目前为止，除了个别国家之外，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都已经放开了对小额贷款的利率限制，由小额贷款机构自主地决定利率水平。

　　在小额信贷利率问题上，尤努斯一直强调小额信贷不能追求利润最大化，因此利率不能太高，要由借款人、银行、监管当局三方来共同决定。他建议小额信贷的利率不宜高于资金成本10〜15个百分点。CGAP高级小额信贷专家詹妮弗•艾森(StacyEssen)则认为：为了维持并提高服务质量，小额信贷机构必须收取足以覆盖贷款成本的利率，否则，小额信贷机构会赔钱。除非持续获得政府或者私人捐赠，小额信贷机构就无法得以维持。问题在于，私人捐赠和政府拨款是靠不住的，而且也不能满足来自全球的需要，商业投资来源却是存在的。因此小额信贷机构必须首先是可持续的，也就是赚取足够其生存的利润，才能够吸引到这些商业投资。

　　(1)小额信贷为什么要有髙利率?一般来说，从事贷款的小额信贷机构必须要负担三种成本：资金成本、不良贷款成本和交易成本。其中，前两者都是和借出的款项成比例的，后者则和借款不成比例。比如说，如果某个小额信贷机构资金成本是10%，而不良贷款是1%,不管是一笔100美元的贷款还是500美元的贷款，11%的利率都足以獲盖成本。而借出500美元的交易成本和借出100美元的交易成本实际上差不多。两笔贷款都需要职员花差不多同样的时间，去和接待者见面以评估贷款情况，处理贷款发放和还款，以及后续监督。假设每笔贷款的交易成本是25美元，借期为一年。对于500美元的贷款，小额信贷机构要想收支平衡的话，必须要收取$50+$5+$25=$80,换算成年利率是16%。对于100美元的贷款，要想收支平衡，必须要收取$10+$1+$25=$36,换算成年利率是36%。乍一看，很多人会觉得这个利率髙得吓人，尤其对于穷人来说。但实际上，这个利率正反映出当单笔贷款额很小，交易成本会显得比较大，因为它不可能比最低值还要低。

　　汤敏(2007)认为，所有成功的小额贷款机构，它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有着远高于一般银行的利率。表3-17展示的是各个国家小额贷款利率和商业利率的对比。例如，在印度尼西亚，商业利率是18%,而小额贷款利率是28%以上;在印度，商业利率12%〜15%,小额贷款是20%-40%,在孟加拉国，商业利率10%〜13%,小额贷款利率在20%〜35%。一般说来，小额贷款的利率都要比商业贷款利率高10个百分点以上。继而，汤敏(2007)指出，小额贷款的利率高与不髙，要看跟谁比。小额贷款是给贫困人群的贷款。他们很难拿到商业贷款。虽然商业利率较低，但对他们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利贷才是他们唯一有可能借到的钱。如果与农村的高利贷相比，小额贷款的利率并不高。表3-19也列出了各国高利贷的利率。例如，在印度尼西亚，高利贷的利率要高达120%以上，远远高于28%的小额贷款利率。

　　(2)小额贷款利率为什么那么高?詹妮弗•艾森(StacyEssen)认为，小额信贷取得的最重要的国际经验之一就是，小额信贷的特点就是因为单笔贷款金额小，因而利率可以比较高。汤敏(2007)指出，人们认为小额贷款的利率高，往往是跟商业银行的利率相比。然而，简单地拿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机构的名义利率直接相比，有极大的不合理之处。

　　第一是操作方式的不同。商业银行是坐台制，需要存款、贷款的人，都得到银行来办理。而小额贷款是送货上门制。信贷员要到农民的家门口去收放款，以方便农民。商业银行是一年收一次款。而为减少农民的还款负担、降低风险，小额贷款往往是一周或一个月收一次款。一笔贷款要收12〜50次款。操作成本大大增加。一般说来，这一操作成本的差别就等于将近W-15个百分点的利率。

　　第二，商业银行的贷款额度大，而小额贷款一笔只有3000元、5000元人民币，但是操作成本却很高。在商品市场上，人们比较容易理解批发与零售之间的差价。同样，我们也应该理解小额贷款的价格应该高一些。这一差别，至少有2〜3个百分点利率的差别。

　　第三，资金来源不同。商业银行在国家的支持下是可以吸收储蓄的，储蓄的利率才2%左右。商业银行是靠国家的政策，靠国家的信誉得到了非常低价的储蓄资金。而小额贷款机构用的绝大部分是自有资金，成本很高。资金来源不一样，导致了小额贷款机构要有比商业银行更高的利率。考虑到这一因素，小额贷款的成本至少要高5~10个百分点。

　　第四，是风险成本。银行每笔贷款都要求有抵押。还不了贷款要拍卖抵押品。而小额贷款完全是信用贷款。贷款者没有财产做抵押。因此，小额贷款机构要承担较商业银行大得多的风险。就拿市场上担保公司收的担保费来算，有无抵押就应该高3〜4个百分点的利率。

　　总之，把这些成本相加，小额贷款的成本至少就应该比商业银行高20-32个百分点。而一般小额贷款的利率只比商业银行高10个百分点。从成本的角度来比，小额贷款的利率收得比商业银行低了而不是高了。

　　(3)贫困农民能付得起高利率吗?有人担忧认为，贫穷的农民无法负担高达20%〜30%的高利率。甚至有评论认为，小额信贷浪潮其实就是高利贷的合法化运动。那么，我们如何认识高利贷和区分小额信贷呢?

　　詹妮弗•艾森(StacyEssen)认为，穷人愿意也可以担负较高的利率。对于穷人来说，第一位的问题是没有机会享受到金融服务，利率高低反而是第二位的。如果信贷机构持续补贴借款人，它们等于在削弱自己，除非它们持续地接受来自私人和政府的补贴。相比之下，利率足以覆盖成本的小额信贷机构可以吸引商业资金来源，而且可以在不存在稀缺和不确定的资金补助的前提下，实现快速增长。小额信贷机构的利率一定要比一般银行利.率更高，才能得以维持，但即使是这种较高的利率，还是要比穷人付给高利贷者和其他非常规资金来源的利率要低，那些利率通常是百分之几百，甚至几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小额信贷机构收取的所有的高利率都是合理的。有些情况下，某些小额信贷机构，尤其是私人投资的小额信贷机构在控制交易成本方面不得力，导致把不必要的交易成本转嫁给借款人。商业可持续只有通过减少成本和追求高效率的运营才能够实现，而不是通过收取市场可以承受的利率。总而言之，不应该把机构低效率的账记在客户的头上。

　　汤敏(2007)对此也提出如下看法：

　　首先，我们要了解小额的农户生产投资跟大的工商业项目投资是两码事。小额贷款贷的都是有很好现金流的副业项目。像孟加拉国乡村银行连农村的种水稻、买化肥等大田项目都是不给贷款的。只贷给有较好收益的项目。而这些项目的回报率是很高的。例如，借2000元买一批小猪仔等。小猪仔的价格不贵，几个月就长成大猪。卖出去价格能翻几倍。在印度、肯尼亚、菲律宾等国的小额贷款投资回报率平均为117%-847%。更重要的是，农民一般都没有把他的加班工资算进去。我国农民的隐性失业还很多。小额贷款项目并不影响农民种大田。或者说，这些农民不借钱去做这些事，可能也只能晒太阳，没有很多别的事可作。他们的机会成本为零。因此，农民一般都没有把他们小额贷款项目所花费的时间算人成本。这也就是小额贷款回报率高的原因。如果农民借钱投资回报率有117%,拿出20%作为利息，他还有很高的回报。他当然愿意借款。

　　其次，我们应该相信农民的智慧。他不会放着商业银行、农信社的低利率的钱不去借，而去找较高利率的小额贷款。他们一般从农信社以及其他的渠道根本贷不到款。对他们来说，首先是能不能得到贷款的问题，而不是利率高低的问题。小额贷款会不会加重农民的负担?由小额信贷利率造成的负担与对农民所加的税费负担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税费对农民来说是强制性的，是没有回报的。然而，对贷款来说农民有选择的权力。他可以贷也可以不贷。尽管贷款要付利息，但可以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当农民认为利息太高，不划算，他们可以不借。

　　再者，经过了多年的实践，人们也慢慢地领悟出合理利率是小额贷款可持续、可扩大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到目前为止，除了个别国家之外，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都已经放开了对小额贷款的利率限制，由执行小额贷款的机构来决定利率水平。实践证明，只有较高利息才能使小额贷款机构有生存的空间，有发展的空间。真要帮助农民，就要放开农村金融的利率，让市场，让农民自己来决定是否需要贷款，如何使用贷款。

　　(4)如何使小额贷款利率下降?詹妮弗•艾森(StacyEssen)认为：竞争对小额信贷机构的利率的影响重要而明显。几年前，玻利维亚的利率高达70%-80%,现在由于存在多元化的金融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竞争，利率降到了20%。CGAP的新近调查显示，全球小额信贷机构的平均利率是29%,而且在除了非洲以外的地区，这个数字还在下降，非洲的交易成本非常高。但在保加利亚的一些例子中，交易成本可以低到5%左右。

　　汤敏(2007)认为，降低小额贷款利率的高招只有一个：竞争。就是让小额贷款机构之间展开激烈的竞争，让农民有选择的机会。即使是小额贷款机构也不应该垄断，地方政府应该在一个地方批两个或者三个小额贷款机构。此外，还可以通过建立更好的信用环境，用法律的手段来防止恶意坏账来减少小额贷款的成本，或通过优惠的税收等方式来减少小额贷款机构的成本，从而达到帮助农民的目的。如果政府真的想帮助小额贷款机构的话，可以在这些方面下工夫，而不是简单的规定一个较低的利率。